成都人最爱吃瓜千年果王谁风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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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。据多个平台数据统计显示，在购买西瓜单品的地区中，成都、重庆、武汉、南京、济南居全国城市排名前5，成都一跃成为全国最爱“吃瓜”的城市。

在中国饮食文化中，有“春吃芽，夏吃瓜，秋吃果，冬吃根”的说法。水果是古人重要的消暑食物，南宋《武林旧事》记载的消暑瓜果有：新荔枝、军庭李、杨梅、秀莲新藕、蜜筒甜瓜、椒核枇杷、紫菱、碧芡、林檎、金桃、蜜渍昌元梅、木瓜豆儿、水荔枝膏、金橘水团、白醪凉水等，琳琅满目，毫不逊色于今日。天府之国“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”，因为气候垂直变化大且类型多，因此成为水果重要的产地。猕猴桃、樱桃、梨、柑橘、荔枝、枇杷、草莓、葡萄、水蜜桃……成都平原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不同的“水果之王”。这些水果不仅记录于史册，更广为流传于诗词古画。古蜀人“舌尖上的水果”，侧写出蜀地千年的富庶与繁华。

先秦

苌楚含桃二“桃”争王

《诗经》云：“隰有苌楚，猗傩其枝”。“苌楚”就是古人对猕猴桃的称呼。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，猕猴桃很可能在数千年前就是古蜀先民的“水果之王”。在三星堆遗址，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葡萄属、猕猴桃属、梅、核桃楸等水果种子。无独有偶，在成都十二桥遗址、郫都区菠萝村遗址中，也找到了猕猴桃属的种子。证明这些水果与当时古蜀人的生活密切相关，甚至有可能就是古蜀先民早期栽种的水果种类。直到多年前，西方人才将猕猴桃的种子带到了欧美以及新西兰等地，并经过当地改良后，成为畅销世界的“奇异果”，如今猕猴桃已是新西兰的国宝。成都是猕猴桃的家乡，同时也是猕猴桃的重要产地之一。每年8月底，都江堰、新津、蒲江的猕猴桃陆续成熟，这些“红心”“黄心”猕猴桃香气四溢，味美汁足，成为成都人初秋时餐桌上最受宠的水果。

除了猕猴桃，樱桃也是原产于中国。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：“羞以含桃，先荐寝庙。”“含桃”就是樱桃。多年前，我国已采集食用樱桃，而且是作为君主祭祀宗庙的高端水果，平民百姓是难以享用到的。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首次且确切地记录了樱桃的栽培。群臣从各地进献珍稀木果植于上林苑内，樱桃被“罗乎后宫，列乎北园”。唐代，皇帝把樱桃用来赏赐有功的大臣，白居易、王维、韩愈等都曾获得过皇帝赏赐的樱桃。王维《敕赐百官樱桃》曰：“芙蓉阙下会千官，紫禁朱樱出上阑。才是寝园春荐后，非关御苑鸟衔残。归鞍竞带青丝笼，中使频倾赤玉盘。饱食不须愁内热，大官还有蔗浆寒。”从诗中可以看出，古人吃樱桃是一件盛事，非常讲究，盛樱桃的果盘都是金盘、玉盘，极其奢华。

樱桃喜光、喜温、喜湿、喜肥，天府沃土成为樱桃的故乡。世界上的樱属水果分类亚属中，专门有一类樱桃命名为四川樱桃。今天，四川汶川甜樱桃已经入选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，行销世界各地。每年4月前后，成都蒲江、青白江、崇州、简阳、新津等地的樱桃成熟时，便是成都人的春游季。每年此时，成都各地的樱桃园总是人山人海，那挂满树枝的串串红果，让人望之心喜，口舌生津，难以自拔。

两汉

四川柑橘成贡品

柑橘的原产地在中国。《禹贡》记载，夏朝时期，长江流域就盛产柑橘，且被列为贡税之物。由此可见，柑橘在中国的种植历史至少有年。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：“蜀汉江陵千树橘……此其人皆与千户侯。”这里的蜀汉是指四川和汉中，汉代天府之国就已经成为国内柑橘的主产地之一，出现了拥有几千棵橘子树的果园，而这些大果园主积累了惊人的财富，甚至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，可以与千户侯并列。

汉代成都种植柑橘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种类非常丰富，品质极高。扬雄《蜀都赋》记载：“蜀都之地，古曰梁州……西有盐泉铁冶，桔林铜陵。”晋代左思说：“家有盐泉之井，户有桔柚之园，其园则有林檎、枇杷、橙、柿、梬楟。”《博物志》记载：“成都、广都、郫、繁、江源、临邛等六县生金橙，似桔而非，若柚而芳香，夏冬或华或实，大如樱桃，小如弹丸，可存年，春秋冬夏，华实竞岁。”

当时，四川主要产橘地区如成都、绵阳、乐山、南充等地，还设置有“橘官”，秩三百石，主“岁贡御橘”。唐代“橘官”，更受朝廷的重视。作为贡品，四川柑橘在隋唐时名声响彻国内。据《华阳县志·物产篇》引载：“隋文帝好食柑。蜀中摘黄柑，以蜡封其蒂献之，香气不散。”“益州每年进柑，皆用丝裹。是隋唐时蜀柑已有名矣。”

清代，成都的柑橘产业又出现了许多特有品种。据清同治年间《成都县志·食货志》记载，有寿星橘、金钱橘、公领孙、癞皮柑、平蒂柑、弥罗柑、蜜桶柑、建柑等品种。《华阳县志·物产篇》记载，柑橘还用于制饼、酿酒、制药：“知桔为蜀果，种植之利，自古赖之。……糖制之为饼，致远不坏。近人或酿为酒，即东坡所谓‘洞庭春’也。皮与筋膜皆可入药，青者曰‘青皮’，陈者为良，曰‘陈皮’，其筋膜曰橘络。”民国时期，成都的柑橘主要集中在华阳县东山、狮子山、琉璃场、沙河堡一带，种类以甜橙、红桔、柚为主。此后，成都又陆续引进了美国、澳洲、日本等地的新款柑橘苗种，并在本地培育成功后不断推广种植面积，使得柑橘业成为金堂以及川西各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唐宋

川江两岸摘荔枝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杜牧这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，令荔枝这一水果笼罩皇家光环，奠定了唐宋“水果之王”的地位。荔枝，最早称为“离支”，离开树体不能长存之意。世人说荔枝“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日而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”。受苏轼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影响，人们对荔枝产地大多认为其出自两广地区。但以唐代时水果保鲜的工艺以及交通运输，荔枝很难在保鲜期内从岭南运到长安。因此后世考证，杨贵妃望眼欲穿的荔枝，其实来自四川。

巴蜀自古就是荔枝的重要产地。晋代左思《蜀都赋》描绘巴蜀的自然环境：“旁挺龙目，侧生荔枝，布绿叶之萋萋，结朱实之离离。”巴蜀出产的荔枝，主要分布在沿成都而下的川江两岸，即成都、乐山、宜宾、泸州、重庆、合川、涪陵、忠县、万县等地，呈半月形分布。白居易曾在忠州(今重庆忠县)为官，他不仅在自家庭院栽种荔枝：“红颗珍珠诚可爱，白须太守亦何痴。十年结子知谁在？自向庭中种荔枝。”还鼓励当地百姓普遍种植荔枝，“欲知州近远，阶前摘荔枝”。杜甫携家离开成都时，也曾在戎州(今宜宾)品尝荔枝：“重碧拈春酒，轻红擘荔枝。楼高欲愁思，横笛未休吹。”

成都的荔枝也颇有名气。唐代诗人张籍在《成都曲》中就描写了成都荔枝成熟的景象：“锦江近西烟水绿，新雨山头荔枝熟。”而卢纶在《送从舅成都县承广归蜀》一诗中也说“晚程椒瘴热，野饭荔枝阴”。宋代薛田任益州(今成都)转运使，以设立交子务、发行官交子而闻名史籍。他著有长诗《成都书事百韵》，用了字尽数成都繁荣，其中“月季冒霜秋肯挫，荔枝冲瘴夏宜然”，写的就是成都荔枝。宋祁《避暑江渎祠池》云：“烟稠芰荷叶，霞热荔支房。”说明当年成都城南锦江边的江渎池就栽种有荔枝。其《益部方物略记》又说，“隈枝生邛州山谷中，枝高丈馀，枝修弱，花白，实似荔枝，肉黄，甘可食。”邛州即今天成都邛崃一带。

除了成都的荔枝外，嘉州(今乐山)的荔枝名气也很大。唐朝女诗人薛涛就对嘉州荔枝赞不绝口，她在《忆荔枝》里写道：“传闻象郡隔南荒，绛实丰肌不可忘。近有青衣连楚水，素浆还得类琼浆。”苏轼虽然写下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但是他同时也是嘉州荔枝的坚定拥趸：“蜀中荔支止嘉州，余波及眉半有不。”清代才子、四川罗江县人李调元曾任广东学政，他品尝了岭南的荔枝，就认为不及嘉州荔枝味道鲜美，“一生饱食岭南姝，不及嘉州色味殊。”

明代，嘉州荔枝成为蜀王贡品，每年通过岷江船运往成都以供蜀王。今天，四川仍然是荔枝的主要产地，嘉州荔枝已经入选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，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荔枝种类之一。成都的大邑、双流等地，也有高品质的荔枝出产，延续着四川荔枝的千年传奇。

明清

桃之夭夭灼灼其华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桃之夭夭，有蕡其实。”《诗经·桃夭》对桃的描写，证明早在多年前，中国就已经开始栽培桃树。河南殷墟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的桃核，是中国种植桃最早的实物见证。在漫长的种植和食用历史中，孕育了除邪避凶独具特色的“桃文化”。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桃的重要产地。成都龙泉驿区曾在修建北干道时，发现了秦人的墓葬群，在墓穴中发现了桃核，证明成都在先秦时就已经开启了桃树种植的历史。

两汉时期，四川开始大规模种植桃树。左思《三都赋》记载：“其园则林檎枇杷，橙柿梬楟。榹桃函列，梅李罗生。”唐代，桃已经成为成都城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诗圣杜甫在《春夜喜雨》中留下了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千古名句。有专家推断，杜甫诗中的“花”，正是成都的桃花。不仅如此，杜甫还曾在《江畔独步寻花》《绝句漫兴九首·其五》等作品中描绘过成都的桃花，盛赞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映浅红”。宋代苏轼曾为桃作诗：“争花不待叶，密缀欲无条。傍沼人窥鉴，惊鱼水溅桥。”南宋陆游曾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录了成都“小桃”：“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耳，及游成都始识所谓‘小桃’者，上元前后即着花，状如垂丝海棠。”

桃成为“水果之王”的起点，应当追溯到明代崇祯年间。年，成都龙泉驿开始种植水蜜桃。到了清代，龙泉驿开始种植红花桃、白花桃等品种。20世纪30年代，龙泉驿开始现代化桃树栽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龙泉驿的桃种植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逐渐形成了以山泉镇为中心沿龙泉山脉向南北延伸，连绵30余公里的国内罕见的水蜜桃种植带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龙泉驿水蜜桃长期被列为特供水果运送北京，招待贵宾。龙泉驿水蜜桃也成为近现代成都知名度最高的“水果之王”，远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东南亚地区，有着“天下第一桃”美誉。年，龙泉驿举办了首届桃花节。从此之后，每年龙泉桃花开放，就是成都人踏青出游的信号。产自龙泉驿的各品种的桃子，则一直要陪伴成都人到10月初。

(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吴亦铮)